王 聃

　　近日，网友“摆古论今”微博透露，北大官网公布校领导机构设置中存在11位校长助理，5位副校长等共计27(2人兼任)人。一个副部级的高校校长都拥有11位助理，那么中央政府各部委的部长们又有几位助理呢？对此，记者专门进行了查询，发现各部委部长助理的数量都很少：其中最多的是商务部和财政部，均为4人。(7月4日《广州日报》)

　　说实话，对于北大的11位校长助理现象，我和网友一样反感，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逻辑：将北大和各部委相比较，进而得出北大校长助理过多的结论——大学当然应有一些不苟同于世俗的气质，所谓助理数量的比较其实并没有多少意义，也无法成为批评的论据。

　　但“11位北大校长助理”，倒的的确确是高校过度行政化的产物。不同于国外的大学，当下我国高校的资源分配存在着差序化的格局：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，让大学资源的分配很难以学术能力为评判标准，很多时候，距离行政力量越近，获得资源的可能性与便利性就越大，这样当然只会刺激更多的人去做领导。大学过度行政化的弊端还在于：行政管理者习惯于把所有权力都抓在手里，学术上的事情不交由教授们去做而是有学校官员上阵，甚至基建、人事与学生们的恋爱行为都要亲管亲抓。管的事情太多，必然会导致管事的学校官员增多，如此之下，校长助理数量直逼“11位”也并不让人感到奇怪。

　　以此观照，现实中北大校长11位助理“多乎哉”？它可能并不多，而是少了，甚至还有可能增加。原因何在？一方面，尽管呼声不断，但大学行政化的坚冰依旧尚未被打破，且看不到破冰的坚实信号，一所南科大诞生与成长的艰难就足以论证这一点。不受约束的大学行政化趋势只会恶化，把更多本应该成为教授学者的人才推向权力的座椅。不仅是大学之外的去行政化力量式微，大学内部的去行政化自觉也难以倚仗。这倒不完全是说大学领导们没有去行政化的觉悟，而是附加于大学评价与考核体系之上的僵化方式，以及它的强化，会让他们作为的空间越来越小，让“11位校长助理”成为常见的一景。

　　大学去行政化已是社会共识，但能否去行政化却不是说说那么简单。大学里“厅级干部一讲台、处级干部一走廊，科级干部一礼堂”的流行语，已经流传了很多年。北大的“11位校长助理”之所以引发关注，缘由可能仍在于北大的“惹眼效应”，倘若此事发生在另一所普通的高校，可能围观者会寥寥。